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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位置
在城中的北极阁山东麓山阜上，与市政府大院（明代国子监所在地）一街之隔。

看点
观音楼，药师佛塔，景阳楼，胭脂井

公交旅游：乘游1、2、3、11、31、44、52、67、70等线路至鸡鸣寺站下


     鸡鸣寺，位于北极阁山的东麓。北极阁山，古称“鸡笼山”。《舆地志》云：“鸡笼山在覆舟山之西二百步，其状如鸡笼，故名。”此山在在历史上以学馆闻名，如《寰宇记》：“元嘉十五年（438年）立儒馆于北部，命雷次宗居之，次宗因开馆于鸡笼山。”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，朱元璋亲临鸡笼山麓为建造国学（明国子监，即现在的市府大院）选址。因其地在鸡笼山东坡之下，名不合旨意，于是改名“鸡鸣”，取“晨兴勤苦”之意。
     鸡鸣寺，是明代在西晋旧五寺院之基础上重建的。据《金陵梵刹志》载：“晋永康（300年）间，依山（鸡笼山）为室始创道场，旧有佛寺五所。”“国朝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命崇山侯督工重创，改鸡鸣寺。”而后人通常将鸡鸣寺的前身视为梁大通元年（527年）梁武帝萧衍所建的皇家寺院同泰寺。
     东晋、南朝的历代帝王大都崇佛。其中，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为中国历代帝王中所仅有。梁武帝不仅视佛教为国教，而且身体力行，治理国家儒佛并用。他还创立了三教同源之说，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，附属于佛教。为了做佛事方便，萧衍在宫城之北（据近期考古所得，同泰寺应在现珍珠河东侧）建起一座空前瑰丽的寺院，这就是名振千古的一代名刹同泰寺。同泰寺建成时，梁武帝已是六十四岁高龄，曾先后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为僧，脱下皇帝龙冠莽袍，穿上僧衣，在寺中过起僧人生活，人称为“皇帝菩萨”。梁大同三年(538年)，就在梁武帝第三次舍身被赎的当天晚上，同泰寺浮图（宝塔）因雷击起火，酿起寺内大火，化为灰烬。梁武帝非常痛心，决定重修同泰寺，但因侯景起兵反梁，未能遂愿。一代名刹从此毁废。
     明时鸡鸣寺位属次大刹。寺院依山而建，颇为壮观宏伟，而且香火鼎盛。据传，明皇后马娘娘也常来鸡鸣寺敬香，并为此特开凿了一条进香河，鸡鸣寺由此名声大振，四方咸闻。明以后，由于年深月久，鸡鸣寺日益衰败，殿宇也年久失修而呈危相。清朝康熙年间曾对鸡鸣寺进行过两次大修，并改建了山门。康熙皇帝南巡时，曾登临寺院，并为这座古刹题书了“古鸡鸣寺”大字匾额。清咸丰年间，在太平天国战争中，南京古迹名胜大多被毁，鸡鸣寺也未幸免，毁于兵火。同治年间重修，但其规模与明时相比已小得多了，仅有房屋十余间，中间是小院，前面是正殿。至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，寺僧西池等募资修建了观音楼，楼内供奉着普渡众生、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。有趣的是，鸡鸣寺的观音与众不同，为一尊倒坐观音菩萨像（面朝北而望）。若问何以观音北向倒坐，则佛龛上的楹联一语道明：“问菩萨为何倒坐，叹众生不肯回头。”
鸡鸣寺从此又称为观音阁、观音楼。
     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两江总督张之洞将殿后经堂改建为“豁蒙楼”，并手书匾额。据说张之洞辟豁蒙楼，名为以览江湖，实则为纪念好友杨锐。杨锐乃戊戌变法殉难六君子之一，与张之洞交往甚密，两人曾同游鸡鸣寺，在寺内对酒畅谈。杨锐反复吟诵杜甫名句“君臣尚论兵，将帅接燕苏。朗咏六公篇，忧来豁蒙楼。”杨锐遇难后，张之洞深为痛心，后任两江总督时，重游鸡鸣寺，忆及当年与杨锐对酒吟诗，不胜感慨，遂倡议在当年与杨锐对酒处原基起楼，取名豁蒙楼。
     民国3年，寺僧石寿、石霞又于豁蒙楼旁增建一楼，借用六朝皇宫景阳楼和华林苑景阳殿之名，号称景阳楼，以存古意，因其雅致而成为当时文人雅士宴游之所。
    鸡鸣寺位居城中，地理位置极佳，自明初朱元璋刻意整理佛教后，南京佛寺大多迁往城外清静处，唯鸡鸣寺仍屹立于城中，为南京城中最大一刹。由于交通便利，自明清以来，朝山敬香的善男信女不绝于途。自寺内供奉观音菩萨后，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、六月十九日、九月十九日三天，为观音菩萨诞生、成道、出家纪念日，也是鸡鸣寺庙会，更是通宵彻夜人流如潮，其情景十分壮观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南京解放后几年。鸡鸣寺延续时间之久，香火之盛都堪称南京寺庙之首。